交汇点讯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运河文化遗产，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让运河城市更具生机与活力，是人们的共同愿景。8月24日上午，以“运河城市遗产保护与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的2023世界运河城市论坛在大运河原点城市、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开幕。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在主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为现场嘉宾深入解读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未来、实践与思考。
在贺云翱看来贺云翱，大运河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宝库，“虽然目前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取得了众多实践成就，但实际上可能我们是刚刚揭开它的面纱。”他介绍道，大运河文化遗产，主要指大运河水系及流域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文化廊道要素体系，及当代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发展体系，所涉十分宏大。而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事业的深入，还会有更多的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被发现并且进入保护体系。“大运河的宝库有待于大家共同来打开，并且让它变成现代化的力量。”贺云翱说。
近2500年前产生的“中国大运河”，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拥有了我国国家级“文化遗产”的身份。在此后不足20年的时间内，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广泛开展，成绩惊人，为以大型人工河流为廊道和轴线的“文化遗产体系”保护提供了生动范例。贺云翱认为，大运河从一条历史运输河道甚至是局部的“废河”变成“文物”和“文化遗产”体系，带来了丰厚的实践和思考。
大运河的转型，恰好发生于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世界文化遗产先进理念的“引领”和“催生”。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运动正式开始，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十四类文化遗产体系贺云翱，其中有“文化线路”这一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理念。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我国西安召开第十五届大会，集中讨论“文化线路”，由此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大运河、丝绸之路等“文化线路”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申遗工作。2005年12月，郑孝變、罗哲文、朱炳仁3位专家联名呼吁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58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提案，要求启动大运河抢救性保护及申遗工作，当年12月大运河被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2007年9月，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在扬州挂牌……“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既建立在中华民族智慧和优秀传统文化之上，也得益于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持续发展的成果，同时构成全球文化遗产事业实践与贡献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贺云翱说。
2006年6月，大运河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突破了旧有的文物只能是“静态”和“历史的过去”形态这一传统文物观，而产生了“活态文物”这一新的认知实践。与此同时，“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也有效利用了京杭大运河水道。贺云翱说，作为“文物”，大运河可以告诉后人们，“历史”不仅仅存在于过去，也可以鲜活于当下。
“活态”的文物，让文物保护方式遇到了重大挑战。“大运河不仅体量巨大，而且穿行于众多城市与乡镇，与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保持着直接的现实联系，这样的一种文物如何保护，中华文明、中华优秀的文化遗产，如何通过保护利用传承相协调，变成参与和引导现代化的力量？今后，这类文物及文化遗产会越来越多，大运河文化遗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者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贺云翱表示。
同时，他还指出，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包括“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总长度超过了3100公里，但其中被列为世界遗产的点、段合计总长只有1011公里长，为此，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作为“世界遗产”的大运河存在着空间与内涵上的巨大差异。
那么，在保护实践中，如何协调大运河的整体和大运河世界遗产的关系呢？
2017年2月，北京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习近平总书记察看大运河沿岸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时深刻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4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贺云翱表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方略的提出，是中央基立于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现代价值而提出的战略性措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江苏，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如江苏将全省13座设区市全部纳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城市，形成8+5的布局，从而推动了全省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与综合利用，为全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探索与表率，同时对推进江苏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经济、文化协同均衡发展发挥独特的作用。”
当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全面展开。贺云翱表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大决策，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置于国家重大文化战略的实施体系中。这表明，大运河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明的经典性历史创造，在国家现代顶层设计下获得了高度重视、系统保护和可持续传承发展的制度性保障，也推动着大运河文化遗产在不断发掘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在大运河沿线实现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让积淀深厚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为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贡献着独特力量。
基于实践和思考，贺云翱提出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经验：要积极融摄世界之先进理念，立足中华民族历史创造和当代创新实践；重视基础研究工作和科学决策，让人和自然的高度融合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支撑力量。通过国家顶层设计和规划指导，构建跨省域、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将过去、今天和未来，保护、利用和发展，政府、社会和民众，地方、国家和世界，学术、规划和建设，文化、交通和生态等做统筹谋划和综合施策；依法全面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确保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人民；推动中国智慧和经验登上世界舞台，使大运河文化成为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事业的重要动力体系。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吴雨阳 周晶 顾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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