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争霸的原因
美苏争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原因，更有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竞争、军备竞赛、控制盟国和战略要地等方面的矛盾因素。
第一方面
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制度方面，苏联要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全世界。美国要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推行到全世界。美苏双方都宣称要最终消灭对方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实现本国坚持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方式，完全违背人类社会形态多样型存在与共同发展的规律。
第二方面
经济实力的竞争。战后，美国由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对欧洲实行马歇尔计划，复兴欧洲经济，并企图控制西欧。战后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新成果，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促使经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和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到7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状态，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1948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的54．6%，到1970年只占37．8％。但是，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和人民的财产约有30％被破坏，损失惨重。从1946年起，苏联开始实行第四个五年计划，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成就。但是，苏联也存在不少问题，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显著，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实力的竞争起决定作用，苏联在综合经济实力与总体科技能力方面落后于美国，这是苏联在美苏争霸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三方面
军备竞赛方面，战后，美国拥有世界上武器装备最先进的强大军队，并且垄断原子弹。到70年代，苏联在常规军备和核军备，特别是战略核武器的数量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这使苏联在与美国的争霸中转入战略攻势，迫使美国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美苏争霸的重点是欧洲，双方在欧洲都集结了重兵，处于两军对垒的僵持状态。但是，美苏双方都没有在欧洲发动战争。美苏还在全球争夺战略要地和海洋霸权，控制盟国，打击对方的盟国。美苏企图控制世界各国，但是，第三世界的崛起，打破了美苏争霸的局面。各国人民是世界的主人，美苏争霸既损害了本国人民的利益，又违背了世界和平与进步的潮流。 80年代初，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全球性进攻的势头，既打击亲苏势力，更提出“战略防御计划”，实际上是实施战略进攻，以“星球大战”提高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苏联的战略攻势。 从70年代中期起，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和陷于停滞。1987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落后于日本，与美国的差距实际上拉开了。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缺乏雄厚的经济实力，被迫放弃对美国的战略进攻，转向全面收缩，放松了对东欧等地区的控制，并最终退出。苏联在军备竞赛中最终败于美国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科技实力落后于美国。
第四方面
美苏争霸，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都发生冲突。美苏争霸的实质，是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同美国要称霸世界。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推行强权政治。美苏冷战争霸，违背社会发展趋势，反其道而行之，必然被历史发展的潮流所抛弃。
美苏争霸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这一阶段苏联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明显的差距，特别是在军事实力上。
第二阶段：
是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苏联强势扩张，美国则处于战略守势。这一时期，苏联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特别是在军事实力上一举超过美国。
第三阶段：
是8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开始的标志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美国重新获得优势，而苏联则是全面收缩。里根上台后有效复兴了美国的经济，以此为基础扭转争霸中被动防守的不利局面，以军事实力扩张为手段，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根本重新获得战略优势。
美苏争霸的影响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体系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裂变、重构后，进入了一个更具一元性的、发展程度更高的形态。冷战后，全球化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虽然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领域仍不时出现动荡，但这已经属于新形态中世界体系的矛盾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历史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由于苏联发展模式的失败和苏联为中心的国家集团的解体，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历史性选择的结果，这就是以统一的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性建构。而且美苏争霸的三个阶段，既然“世界经济体”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那么西方类型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将主导全球公民社会的建构。正是出于这样的判断，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在他看来，关于人类文明发展取向和制度选择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随着苏联退出历史舞台而告终结，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于是自由民主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5] 显然，这种观点若证之以历史实践，乃是面向“过去”美苏争霸的三个阶段，对20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发展道路选择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若放到世界历史坐标上，这种解释与20世纪曾经风行过的一些宏大“革命话语”一样，只具有“短时段”的意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以冷战终结为标志的这一结局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西方主导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出一方面表现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普世意义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那些20世纪的替代性选择方案实质都是相对落后地区对“现代性”的抵制或反抗，它们在与“现代性”的较量中终因落后而落败。但是，这些替代性选择的失败并不能得出新的选择不会再出现或人类不再需要新的选择的结论。因此，“历史终结”论并不具有对“未来”的解释功能，如同其他种种乌托邦理论，它无法论证继续发展中的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其虚妄就在于将短时段的历史观察升格为长时段的历史理论，将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性变化夸大为终极性结果。
其实，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已经昭示人们，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苏联模式的失败也没有终结发展道路的竞争。因此人们还要继续应对现代性矛盾的挑战，还会因利益的纠葛而产生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并进而导致各种类型的冲突。当然，由于冷战的终结，竞争性选择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原来主导二元体系格局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因素的消解，原先被“遮蔽”的另一些世界性对抗开始发挥其威力。其中，伊朗伊斯兰革命所激发和推动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对抗西方世界和“现代性”的力量，这种被亨廷顿称作“文明冲突”的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正在以各种形式展开。但是，在竞争性对抗的实践层面还看不到真正具有先进性的另一种选择的主体及其替代性方案。况且，这种孕育于冷战时期的传统型对抗所表达的仍然是旧时代的矛盾。与国际政治的显性冲突比较，对人类社会影响更深远的是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及其带来的诸多挑战和风险。其中，经济全球化与社会共同体边界的不对称、信息全球化与意识形态认知的不对称、全球性问题与国际社会治理能力的不对称是矛盾的集中表现。当然，上述矛盾在冷战时期也已产生，但当时受制于“二元世界”的分割而尚未达到“全球”程度。国际体系的冷战桎梏已被打破，世界体系的一元性得到了充分显示，人类社会进入了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也同时具有了全球化的形态。由上述矛盾而展现的新阶段的世界体系运动比冷战时期更直接、更深刻地反映了“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性困境。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张力因两者发展的不同步趋势拉大而更加凸显。
———END———
限 时 特 惠：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12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jiumai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