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依据当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由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其本质仍然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青年运动长河中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段。
知青上山下乡，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82年结束，是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生产不断提高而变化的。只是在整个过程中经历了“文革”，受到了干扰。即便不搞“文革”，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上山下乡也是要进行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不是“失败”，也没有“终结”，而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不再需要大批知青上山下乡，城镇则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甚至需要农民进城来填补劳动就业岗位时结束的。由于中国现在还存在“三农”问题，所以有了新形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生村官。
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有几千万知青到农村和边疆，不论是去兵团还是去插队的知青，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开垦荒地，科学种田，大大提高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促进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文化落后和医疗卫生的状况。
一、在农业生产方面
由于大批知青的加入上山下乡是哪一年开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耕地总面积增长425%;粮豆总产量增长513%;大牲畜存栏增长313%;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到737个，实现工业总产值63亿元，增长了3倍，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仓”。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第一年就生产粮食200万公斤，6年中，农业团生产粮食16787万公斤上山下乡是哪一年开始，上缴国家肉类706万公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把那里建设成了粮棉生产基地。更有云南兵团的知青和当地农工通过科研，打破了橡胶只能种植在北纬17度线以南的世界共识，将橡胶种到了北纬229度，扩大了我国橡胶种植面积，开垦种植橡胶25万亩，使云南省橡胶总面积达68万亩，生产胶片17万吨，比组建前增加58%，改变了橡胶这种战略物资依靠进口的状况。
在知青柴春泽的推动下，从来没有种过水稻的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队，从1975年试种50亩水稻开始，扩种水稻1700亩，1977年发展到7000亩，现在达到了20000亩，年产水稻1000万公斤。后来又带动全旗开发了20万亩水稻，亩产也由过去不足百斤提高到千斤以上。
山东省垦利县黄河农场的知青，每年冬天都要清淤、挖河、筑堤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硬是把海边几千亩盐碱地改造成出产大米的稻田，使这片黄河三角洲成为整齐的条田，成为林网密布、沟渠纵横、粮棉丰收、六畜兴旺的粮棉基地。
辽宁知青在1969年冬天苦干一个半月，完成了清水河大会战，实现了盘锦地区的旱田改水田，极大地促进了粮食的稳产、高产，才有了今天闻名全国的“盘锦大米”。直至现在，辽宁盘锦县、市领导还对知青们讲，现在盘锦的水利工程还得益于盘锦十万知青的艰苦奋战，没有你们的巨大贡献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新盘锦。
1968-1971年，延安地区27000多名知青中有1/3参加了农村科学实验和农业技术革新工作，那时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种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烧死庄稼，知青们耐心给农民讲道理，带头种试验田，逐步教会了农民使用化肥，使粮食增产。
广东省扶绥县有37%的知青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内蒙古黄河湾的某军队农场，知青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马铃薯有性杂交试验，解决了马铃薯退化问题。江苏宝应县11个生产队，队队都建立了科学实验小组，由下乡知青组成的小组负责制造5406和920生物激素、4115农药、糖化饮料;引进、培育良种;推广双季稻;进行病虫测报、天气预报等，收到良好效果，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广东四会县大旺农场的知青小组种了4亩甘蔗科学实验田，创造了平均亩产13450斤的记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在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
正是由于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推动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由于一些知青担任了农村的扫盲教员，很多农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普及了农村教育，为后来农村以及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教育没有普及就不可能有提高，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即便有少数人受到高等教育，也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再好的科学技术最终也要靠广大有知识的劳动人民去实现，才能形成生产力。上山下乡不是使中国的教育、文化出现了断层，而是促进了全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
也正是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农村医疗状况得到改观。1974年5月，在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关注，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极大兴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知青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贡献，为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是无法用几百亿金钱来衡量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切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的。
三、知青在上山下乡中与工农相结合做出的成绩，群众和基层政府有目共睹
大量接收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陕西、黑龙江、云南、内蒙、新疆、各生产建设兵团等地区的政府和当地人民都对知青上山下乡给予了高度评价。
东风农场的老职工、工会主席刁光明2009年在上海“情系勐龙相聚世博”座谈会上深情地说：“没有知青就没有东风农场，没有东风农场就没有橡胶产业。你们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一代，你们把青春留给了农场，你们为东风农场做出了贡献，为我们老工人做出了榜样，我们老工人经常以你们知青的榜样来教育我们的后代。”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林管局局长宋希斌对知青说：“你们为大兴安岭开发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共和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荣史册，永远铭记在大兴安岭人民的心中。”
内蒙古阿荣旗政协在文史资料《知青记忆》的前言中说：“从1962年到7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曾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再教育，演绎了一场空前的、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运动……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这场运动对阿荣旗的影响是积极的深刻的，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城镇知识青年的到来，对阿荣旗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层次的提高、生活习惯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不会忘记他们，黑土地不会忘记他们，阿荣旗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中共扎兰屯市委和政府2008年7月在《致曾在原布特哈旗插队落户知识青年的慰问信》中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扎兰屯开发建设时期，是你们在这块热土上奉献青春、抛洒汗水，为扎兰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你们为当年闭塞落后的北疆带来了城市文明，将荒蛮的土地注入了活力和生机;是你们以青春的激情和不屈的毅力，为扎兰屯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云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综述”中写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村，跨省青年来到边远落后的云南边疆，无论是自愿走入这个行列，还是被卷进这场洪流之中，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能响应国家的号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农村建设事业和边疆建设事业。云南的山山水水到处留有知识青年的青春足迹，他们洒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整个知青群体都曾在特定的年代，做出过贡献。1、传播先进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段时间，云南边疆充满了知识的活力和科学的生气。2、知青下乡成为传播文化知识的纽带，加强了动员城市与下乡农村的联系，搭建起文化知识在边疆农村传播的桥梁。3、举办“广阔天地的新大学”，把函授教育办到云南边疆。4、为云南民族地区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资和技术支持。5、披荆斩棘，变荒野为胶林,为祖国橡胶事业做出贡献。
云南傣族村寨的妇女主任对前去采访的人说：“我们傣家就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一个是知识青年，把城市文明、新观念带给了我们。如果知青再晚走几年，我们傣家会发展得更好。”
为了让历史铭记知青的贡献，全国有23个省市自治区在市、县、乡乃至村都建起了以知青为主题的广场、雕塑、纪念碑(墙、石)、纪念林、博物馆、桥梁。目前不完全统计有142个。这就是人民的态度!人民的评价!人民的结论!
知青修的电站现在还在发电，知青修的水库现在还在蓄水，知青修的干渠现在还在灌溉，知青修的道路现在还在通车，知青开垦的荒地现在成了粮仓，知青种植的橡胶树现在还在出胶，知青抢救的病人现在还在健康地生活，知青接生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知青教过的学生现在已经走上生产、科研的一线，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知青英烈现在还在受到人民的祭奠，知青的事迹现在还在当地人民中传颂……
知青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精华，在经历过几番风雨洗礼、烈火锤炼之后，已经作为对社会文明和国家发展的贡献，深深镌刻在人民的心里，并且深刻影响着新时期的历史创造活动，因此我们应该有自信，有信心，敢于并且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评价上山下乡，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都一直关心、支持、鼓励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0月9日，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其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说：“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下去1700多万，还有800多万在农村，事实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79年，胡耀邦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说：“知青上山下乡对祖国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还要坚持干下去，这方面的话说得太少……我觉得，至少鼓励绝大多数青年继续干下去，好好干，这个话讲得不够。”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山下乡知青(包括回乡知青)有3000多万，涉及上千万的家庭和上亿人口，不可能一点都不出现问题。尤其是1968年以后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人数过多，时间上过于集中，加上实践中缺乏经验，干部水平参差不齐，各地自然环境不同，确实存在问题。我们不否认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问题，而且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当时就高度重视，并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不应以偏概全，更不应该用工作中方法的某些失当来否定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方向的正确。
(作者葛元仁，1968年从北京到山西夏县禹王公社插队落户。本文摘自作者发表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的《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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