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就是河北人，北京离我家这么近，我上学时就想，以后到北京定居肯定没问题。可是你看现在，我这房子还是河北的，拼来拼去，也没能出了我们省。我这也太失败了！”
配图 | Sipa图片社
燕郊镇隶属于河北省廊坊市飞地“北三县”的三河市，距离北京市区仅30公里，2010年房地产做大之后，成为在京打拼的外地青年人集聚地。
据燕郊高新区管委会数据显示，2019年6月燕郊境内总人口超过90万，而三河市人民政府2019年12月数据显示，燕郊镇总人口为7.2万人，撑起人口基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作在北京的流动人口。
2018年4月，笔者搬到燕郊居住，初次了解到这个杂糅各种文化元素的北京“后院”。燕郊低廉的住房价格、便利的居住环境为年轻人提供了“积累资本”的可能性，但村镇文化的落后、通勤的压力等因素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同时，这里的年轻人也经受着身份认同的考验北京天通苑小区住多少人，对燕郊表现出褒贬不一的评价。
从2018年10月份开始，我陆续采访了一些在燕郊生活、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希望可以从中心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发现“北漂青年”的多元声音。
搬到燕郊的第一天，周强就觉得这里“乱”。
当初他是在妻子罗欣欣的极力怂恿下，才不情愿地将北京东三环双井那边的房子退掉的。岳父岳母在湖南老家的房子紧挨一片人工湖，环境很好，从小生活讲究的妻子，对居住环境的最低要求是“采光要好”。在双井时，周强两口子和合租的室友挤在一个比他们年龄都大的两居室里，厨房没有抽油烟机，卧室里见不到阳光，这让罗欣欣很恼火。
在燕郊找房子那几天，周强在外地出差，房子是罗欣欣定的。坐在“货拉拉”师傅的车里，罗欣欣用手机视频给周强介绍着路两边的小区和公共设施，语气昂扬。周强不断提醒她路边那些一闪而过的红色条幅：“打击黑暗不法势力，建设平安燕郊！”“杜绝聚众传销，严惩非法集资！”
在这之前，周强对燕郊的混乱有所耳闻：传销窝点，吸毒卖淫红灯区，还有人告诉他这里是著名的“小三生活区”，一些北京的有钱人喜欢在这里养情妇……罗欣欣对他的这些吐槽不以为然，“生活是自己过的，搬到这里就会做传销，就会吸毒嫖娼吗？”她兴致很高，还在路上时，就已经开始期待新房子里六开门的衣柜了。
搬完家那天，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周强两口子打车去预缴天然气费用。一上车，看到这里出租车的起步价居然是7块钱，两人几乎要激动地叫出声来。出租车司机是燕郊本地人，周强问他，为什么路上看到那么多以“福成”命名的商铺？师傅便打开了话匣子，一路上给他们普及了很多知识：“李福成你没听说过？半个燕郊可都是他的。他是全国的养牛状元，你们在北京吃到的牛肉，那都是他供应的……对了，前几年那个开宾利被面包车撞死的小伙子，还记得不？那就是李福成他孙子——乖乖，面包车司机还能有好下场？他冒犯的可是‘燕郊李嘉诚’……”
司机师傅又把燕郊的繁华程度吹嘘了很久。看得出来，他很为自己生活在这里感到骄傲。周强看他滔滔不绝，便问他是不是跑了多年出租车，没想到司机师傅语气突然一变，似乎受到了侮辱：“跑出租？我家就在那边，冯家府村的，我是专业收房租的。开车那是为了散心，找个事儿做！”
这位司机师傅生活的冯家府村，是燕郊镇几个靠出租廉价房屋为经济来源的村落之一。王念有一次去房东家交房租，就在冯家府村里意外地找到了大学时校园周围“城中村”的记忆：过道很窄，粗糙简陋的低层楼房一栋连着一栋，墙上用油漆刷满了广告；每个单间陈设简单，月租500元以内；院子里停了许多电动车、摩托车，后座都装着外卖箱子，从车把上油迹斑斑的手暖看得出，里面似乎住了不少快递小哥。
每次王念从冯家府村回到自己租住的小区，就会体验到一种神奇的对比：小区里的年轻人衣着光鲜，有的拎着快递包裹，有的牵着价格昂贵的纯种狗，和刚才在村里看到景象相比，这里似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但大家难道不是为了便宜才搬到这里的吗？算起来，大家真正放下工作、享受生活的时间又能有多少？热爱运动的王念隔三差五就沿着小区里的道路夜跑，他常常碰到遛狗的年轻人在路边停下来互相交流，狗儿们也在夜色里互相打量。他跑过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时间遛，我们家的狗跟着我，憋屈死了。”
搬到燕郊以后，周强发现他的时间变得“很不值钱”。早上从星罗城出发坐上815路公交车，一路堵车行驶37公里，到达临近东三环国贸桥的终点站郎家园时，他已经在路上折腾了1个小时40分钟。下车后换乘地铁14号线到达方庄，又是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这样一天下来，他有4个多小时处在家和公司之外的“过渡性空间”——相比于在公司里的9个小时，这段占去一天1/6的时间，几乎创造不了任何价值。
周强尝试过在公交车车上看书或者是玩手机，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无论多有趣的视频和文字，只要车子开动起来，都战胜不了突然袭来的睡意。确切地说，瞌睡根本没有远离过他，即使是抓着把手站在车厢里，他也会不由自主地想找个地方靠一靠，一旦身体碰到了牢固的栏杆或车座侧边，他就会自动合上眼，迅速找到入睡的感觉。
罗欣欣通勤情况稍微好一些。她在通州区常营东路的一所小学上班，819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恰好停靠在学校附近。只是她也得和周强一样忍受每天早上的堵车。因为819路直通地铁草房站，去那里坐地铁的人都会选择这路公交车，她每天基本要从头站到尾。
罗欣欣听人说，有些人为了能有个座位，清早起来要走上很远的距离去819路的始发站诸葛店，她也想试试，但早上就是起不来。每次上车后环顾四周，有座位的乘客们都在东倒西歪地睡着，完全不会顾忌自己响亮的鼾声响彻车厢。这让罗欣欣很羡慕，尤其是当她的脚底被高跟鞋鞋跟硌得隐隐作痛的时候。站得久了，她就抓住身边座椅的边缘，闭上眼小憩，明明在床上睡觉还会失眠，在公交车上却轻易就找到入睡的感觉，昏天黑地陷入梦乡。车子越颠簸，她越觉得难受，可是眼睛始终睁不开。
相比之下，王念认为自己把通勤时间利用得“很充分”。为了能提早一些出发，他起床后，通常先将吐司面包放到微波炉，或在电饭锅里煮上鸡蛋，然后去洗漱。收拾完毕，他将装了早餐的饭盒塞进双肩包，就出发了。
他每天早上6点30分从东贸国际花园小区出门，抢上一辆共享单车，骑40分钟，到达潞城地铁站——这是所有的北京地铁6号线的始发站，也是北京地铁线路图上距离燕郊最近的一站，更容易抢到座位。和他一样去地铁站人不少，他夹在电动车和共享单车中间，偶尔瞥一眼左右的行人，大家的脸上也都残留着意犹未尽的睡意。
王念的早饭是在地铁上吃的——毕竟要在地铁里坐上1个多小时，这也算是在节省时间。为了避免引起周围乘客的不适，他早上很少煮鸡蛋，通常是两片吐司夹培根，有时候也会带头天晚上在超市里买的土豆丝卷饼加一袋酸奶。吃完饭盒里的食物，他会从背包的侧兜掏出纸巾，擦擦嘴，然后微微并拢两腿，将双肩包立在膝盖上。距离金台路的换乘站还有20多分钟，王念两耳不闻周围的嘈杂，开始闭上眼睛，睡上一段又浅又短的“回笼觉”，睡觉时，他的两条胳膊搂着怀里的双肩包，像抱着一个枕头。大概是太缺觉，王念进入睡眠状态只需要一两分钟，非常高效。
睡眠对于生活在燕郊、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来说，具有无穷的吸引力。为了能够“睡一路”，已经在燕郊买车买房的吴启航说，与其强打着精神开着自己的宝马3系、夹在一堆车子中间走走停停，他更愿意“拼车”。
吴启航来到燕郊的年头比王念和周强、罗欣欣更久。2012年夏天，他从学校超市老板那里雇了一辆小货车，他窝在车里，屁股底下是网上搞活动买的一摞书，女朋友坐副驾驶座。天黑前，小货车颠簸到了燕郊镇。当时他们与人合租住在新开盘不久的、号称“天安门正东30公里”的天洋城，距离“北京交通网络重要站点之一”的天洋城总站不远。
那时每天早上5点45分，天还没有完全亮，吴启航和女朋友就去车站排队候车了。发往郎家园的818路公交车站台上总是熙熙攘攘，吴启航一开始看到队伍前列中有不少老年人还有些费解，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些父母为了让孩子多睡一会儿，早早起床替孩子们来排队。
2016年，吴启航和几个朋友创办的医疗试剂公司实现了盈利，女朋友也变成了妻子。他在燕郊买了套108平米的房子，半年后又提了一辆宝马。但他工作日很少开车——与其一路堵车、然后到公司旁边费力地找停车位，倒不如拼车更加自在。他的手机微信里有3个“燕郊拼车群”，都是住在附近的年轻人自发组织的互助群。每天晚上，就会有人在群里吆喝：
“纳丹堡到国贸，四缺一，6点40出发。”
“首尔甜城，明天7点出发，目的地草房地铁站，不等人。”
有需要的人直接和车主联系就行，价格通常是10元或者15元。所有的交易都是在群里进行。吴启航拼车拼了3年多，没有添加过一个“好友”，上车后也从不问那些车主叫什么名字、什么来头。他只知道，上车后就可以躺下来安心睡觉了，车况如何、车子在哪里出高速，都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别的拼车人也都不交流，车子到达目的地，大家抓起司机递过来的二维码，扫一扫付了钱，就算完成了这段路程。
吴启航很享受这种更贴近“共享”性质的通勤方式，他很少担心坐不上车，因为即便到晚上10点钟，也还会有人在群里问：“现在有回燕郊的吗？八王坟东。”
没有车的周强也搜过其他的“去北京”的方式，一个住在中铁三局的家属院的网友说，还可以坐火车去上班——每天早上不到7点钟，燕郊火车站有一趟去北京东站的K字头列车，路上只需要26分钟，车票9块钱。就是北京东站“太土”，前几年一下火车，跟“到了农村一样”，还要走上一刻钟才能到八王坟，想到地铁1号线的大望路站，再走10分钟。
周强有点心动，可再一看，从自己住的星罗城到燕郊火车站，打车就要快20块，而中铁三局的家属院，就紧挨在燕郊火车站的东边。
马上要“而立”的王念和很多单身青年一样，还没有改掉熬夜的习惯，不到12点绝对不钻进被窝。
王念大学时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网络工程师。他通常5点半下班，在单位附近吃晚饭，回到燕郊的住所，已是8点左右。在燕郊，他没有一个朋友，晚上回到家就蜷缩在客厅沙发里打游戏。四周特别静，楼下的猫声和马路上疾驰的车声都能清清楚楚地传过来。他潜意识里觉得，夜晚是少有的、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他应该死死抓住，而不是交给睡眠。
晚上的负隅顽抗，到了早上就变成了悔恨和恼怒。6点整，闹钟开始响个不停，他从床上爬起来后，需要闭着眼睛坐两分钟，像一台刚启动的电脑，等待各个部件运转起来。
每天不足7小时的睡眠，使周强两口子时刻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卫生间的水槽过滤网上缠绕着他们俩的头发，隔几天就要清理一次。罗欣欣经常在镜子面前哭丧着脸，说自己头发又变少了。为了生发，他们在网上购买过黑芝麻、坚果、生发喷雾，只是谁也没改掉晚睡的习惯。“
以前住在双井时，路上只需要半小时，8点起床都不晚。”周强提到过去，脸上露出向往的神色。但燕郊的房子更便宜，他们只花了1600元钱，就租了个两室一厅的套房，这在北京市里是没办法想象的。
除了价格便宜，罗欣欣更在意生活的质感。她不喜欢原来和别人合租时的状态，“客厅里连个瑜伽垫都铺不开，接个吻都不方便”。在燕郊，他们可以享受河北省质优价廉的居住条件，把钱攒起来买房子。相比之下，糟糕的通勤体验似乎是可以忍受的。
不过，工作日的时候，他们只有晚上才回到这里；到了休息日，他们又要跑去北京参加各种聚会、应酬，大部分时间的生活都和燕郊无关。就连房地产中介的软文里，也直接将燕郊的各个楼盘，直接形容为“被几十万北漂青睐的最佳睡城”。
可王念看来，即使是作为“睡城”，燕郊也是不达标的——通勤的时间成本太高，比不上回龙观、天通苑那些北京五环外的知名“睡城”。他有一个同事就住在天通苑，在他接连两次上班迟到后，极力怂恿他搬过去一起合租。从天通苑到公司所在的广顺北大街，只需要40多分钟，同事每天早上可以在庆丰包子铺里吃完早餐，再不慌不忙去上班。
王念心动了，一问房租，一间次卧都要1800元左右，而他在燕郊的一室一厅，一个月才950元。考虑到自己的理财计划，他打消了念头——除了本职工作，他也没有别的生财之道，用时间换金钱，是他目前唯一拥有主动权的选择。
刚搬到燕郊的时候，周强就听人说起过，“燕郊要通地铁”。也有人反驳了这种观点，说燕郊毕竟属于河北，不属于核心建设区，“修地铁要等到猴年马月”。周强在情感上比较倾向于前一种看法——虽然这里只是河北某县级市下的一个镇，但因为紧邻北京，发展迅速，很多公共设施都会比其他地方便捷一些。
他常常在网上搜索“燕郊什么时候通地铁”，也曾在乘出租车时，几次向当地的司机提到这个问题。他想，一旦北京到燕郊的地铁开通，除了通勤时间会大大缩短，他还可以“更高质量地”在路上补觉。无论有没有座位，打起盹来四周总要平稳很多吧？公交车在他心中造成了阴影，路上持续的颠簸，使他很难进入深睡眠。有时碰上司机一脚急刹车，“做了一路的梦都被摇醒了”。
理科出身的吴启航很早以前在读司汤达的《红与黑》时，觉得书里的“外省青年”这个词很陌生，对主人公于连的心理落差并没有多少认同感。但工作以后，他时常拿这个词和人开玩笑，说自己从芜湖的小县城到北京，就是法国小说里的“外省青年”。等在燕郊安了家，读书时的北京市集体户口也迁到了河北，这种荒诞的感觉就更强烈了。与合伙人聚餐时，他经常自嘲，说自己不仅是个来自燕郊镇的“外省青年”，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小镇青年”。
事实上，燕郊提供给“小镇青年”们的休闲场所并不少，只是很多人没时间享受，也不屑在这里享受。
受2000年以后新楼盘的分布影响，整个燕郊的消费区域都集中在“南边”，星河皓月、天洋广场、星罗城、鑫乐汇、方舟购物广场、永旺、东贸国际等几个大型购物中心，覆盖了所有的青年人租住区。无论是服装还是餐饮，入驻的商家基本上属于中低档品牌，价格相对实惠。
吴启航2012年刚搬到燕郊时，曾经惊讶这里的烤串居然可以低到5毛一串，“也就是我们老家县城的物价水平”。他记得很清楚，2013年，他和几个创业的伙伴一起在家门口的“东北饺子馆”喝啤酒撸串，喝到后半夜3点，一共消费了238块钱。老板揉着眼睛，在手机上刷着电视剧，一直等到他们结账离开。
那几年，吴启航曾经把这里当作最亲切的阵地，但这几年，他越来越少在燕郊下馆子了。他觉得这里餐厅的油不好，食材不干净，比不上北京的餐馆。他现在宴请朋友，肯定不会选择在燕郊，有时候周末妻子不愿意做饭了，他就开上车带上一家人“去北京吃饭”。吃完饭，他可以带着儿子去动物园、科技馆逛逛，妻子也可以在国贸做头发。吴启航自己也不在燕郊理发，“燕郊这边的发廊还是有些落伍，剪得难看不说，一坐下来就想着法子让你办卡，这是最让人讨厌的”。
作为宅男，王念对理发、吃饭这些倒没有特别的讲究，但他严重介意这边的医疗条件。
2017年底，他刚搬到燕郊不久，有一个晚上上吐下泻，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在门口打了个车去燕郊人民医院看病。夜里11点，门诊部稀稀落落，王念挂了号，在内科门口等了半天，诊室的门却一直紧闭着。王念肚子疼得难受，敲了几下门没动静，想着里面或许有病人在问诊，就坐下来继续等。直到后来实在等不下去，才又过去敲门。门过了会儿才被打开，里面并没有病人，一个护士从里面走出来，走时还扭头和值班的大夫开着玩笑。
王念皱着眉头走进去，那个戴口罩的大夫看起来30岁出头的样子，似乎对王念的到访很不满，简单问了他两个问题，打印给他一张纸条，让他去做检查，上面写了好多检查项目。
从进诊室到带着检查单出来，总共不过1分半钟。王念用手背捂着发烫的额头，感觉自己快要虚脱了。这次就诊给他造成了很不好的印象，当他和朋友抱怨时，对方提醒他：“你就别要求太高了，你想想，燕郊就是个镇，他们的医院，也就是老家里的乡镇卫生院，人家医生又不着急，给你把病治了就行了。况且，燕郊的公立医院也都是承包出去的，能有什么好。”王念想了想，也确实是这样。从那以后，他只要身体不舒服，都会去北京的医院挂号，尽管每次都要花更多的时间赶路、排队。
这种对于燕郊的“嫌弃”和“不信任”，并不单单体现在日常消费和医疗上。
和北京相比，燕郊的教育资源太过匮乏，吴启航不希望让儿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两口子一直在为儿子将来去北京读书“铺路”。孩子还没出生时，他和妻子就打听了外地生源在北京入学的程序。
从2015年开始，他们俩在北京西城区缴纳社保，一个生意上的伙伴家就住在西城，答应为他们办理租房证明和孩子入学需要的其他材料。吴启航的打算是，到时候要在就读的学校附近租房子，这样上下学可以方便些，他们两口子在两地之间奔波已经够辛苦了，不希望孩子以后继续吃这个苦。
他们3岁的儿子，已经在一所收费颇高的私立幼儿园读小班。在教育这件事上，吴启航很舍得投资，他为儿子报了几个燕郊当地的兴趣班，其中让他满意的是绘画课——中央美院的燕郊校区就在他们家附近，他找人请了美院的一位青年老师来教儿子画画。
在燕郊住了这么多年，吴启航夫妻俩一致认为，总体上来说，燕郊是一个缺少文化的地方，“你到任何一条主干道去看看，到处是吃饭的地方，想找一家书店？难。这里连报刊亭都没有”。
有一次，一个朋友给周强发来了一张图片，问他是不是“住在附近”。图片上是福、禄、寿三尊大神像，插在现代化的街道和楼房中间，乍一看，周强还以为是P出来的。
他问朋友“这是什么”，朋友惊讶地反问他：“你不知道这个建筑？就是燕郊的呀，太奇葩了！”
周强网上一查，这座名为“天子大酒店”的建筑的确在燕郊，三尊神像高41米，还进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他招呼罗欣欣一起过来欣赏这张充满魔幻意味的图片，两个人笑完都在感慨：他们对于燕郊了解太少了，虽然在这里住了一年多，活动范围不过就是小区周围的菜市场、超市。
罗欣欣曾经几次说，“找个周末去燕郊的植物园转转”，可直到现在，俩人也没去，倒是在去年8月“劳师远征”坐着长途大巴去了趟北京延庆游“世博园”，回来的路上大呼上当。
王念却对“融入本地”不以为然，他说，那些住在北京的同事和同学对于自己居住的周边环境也并没有多了解，在攒够房子的首付之前，他是不打算从燕郊搬走的。“去哪里都一样，现代生活就是这样的，个人空间到哪儿也免不了受到挤压。”
在他看来，现代都市人的工作和休闲时间，都像红豆薏米粥一样，是混在一起的，没有明确的界限——他不敢将办公室的群聊消息设置“免打扰”，坐地铁回去的路上或者周末在家，也会打开电脑的办公软件无偿加班；另一方面，在公司开会时他也会偷偷打开手机里的动漫剧集，看一集更新。他很庆幸北京周边能有燕郊这样一处“后院”，它就像大学周边的廉价宾馆、饭馆，夹在高铁时刻表中间所剩无几的普通火车，是城市“生态圈”的组成部分——至少近几年，它会给他这样的上班族提供一个过渡阶段。
在吴启航的妻子看来，像王念这样吃苦耐劳的年轻人似乎不像前几年那么多了。她一个96年出生的表妹，在老家内蒙古读完大学之后跑来投奔她。表妹在北京一家新媒体公司做文案策划，一个月工资6500元。吴启航作为姐夫，已经预备在自家小区里帮她租房，想着离得近，平时可以有个照应。但表妹在他家住了两天就搬走了，自己去公司附近找了个合租的次卧，每个月房租3000元。
吴启航和妻子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花掉工资的1/2去付房租，是不是太“奢侈”了？表妹却说，上下班坐长途公交车太累了，想想都头疼，人生总共才多长啊，她不要因为攒钱受这个罪。
因为妻子表妹的事，吴启航也注意到，这两年来燕郊租房的大学毕业生的确少了很多，现在走在小区里，看到的大都是像他这样的中年面孔，还有许多操着各种方言的老人——他们来这里帮着儿女照看孩子，一到晚上便在小区里跳起喜气洋洋的广场舞，在亭子里下棋、吹奏乐器，俨然一副本地人的模样。
像燕郊镇这样地理位置特殊的区域在全国或许并不是特例，周强还听说过，上海旁边有一个花桥镇，属于江苏的昆山。那是一个依托上海发展起来的小镇，常住人口超过25万，其中大部分是像他们这样的“漂儿”。有些人最初是暂时住在那里，后来买了房子就安了家，甚至把工作也换到了花桥。
周强有时也忍不住发愁，像他们这样每天挤车去北京的日子能持续多少年呢？以后岁数大了，身体差了，还要这样东奔西走、披星戴月吗？
岳父岳母多次提议周强两口子在燕郊买房，说要把家里的一套闲置房卖了支援他们。周强也留意过燕郊的房产交易，每次坐车回燕郊，到了“河北界”，最先看到的就是兴达广场大大小小的售楼部，还有些路子更野的中介，打着“住河北，享受天津高考政策”的广告，似乎提前吹起了“京津冀一体化”的东风。
周强打听了小区门口的“我爱我家”，目前房价降了一些，每平米2万左右。罗欣欣在通州教学，有北京的户口，以后孩子在北京读书毫无悬念，如果在燕郊买房，他们当年“攻占北京”的计划算是折中实现了。
不过周强的父亲对儿子在燕郊买房，心里有些疙瘩。他来北京帮公司采购设备，转到燕郊来看儿子儿媳，晚上7点多吃完晚饭从北京海淀区出发，到了燕郊已经将近10点了。他在公交车站跟接他的周强汇合后，上下打量了一番路两边的店铺，和儿子开玩笑说：“是比咱们那个八线小城亮堂多了。当年我把你奶奶从农村带到了城里，你这又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了。”
到北京去，在北京成家立业，哪个最初来燕郊的年轻人不是这样想的呢？
去年秋天，王念有一次为了完成一份竞标项目书，到燕郊一家咖啡馆加班。咖啡馆很冷清，他选了个靠里的位置，工作了2个小时后，咖啡馆里又进来两位女客，一坐下来就七嘴八舌聊了起来。咖啡馆很安静北京天通苑小区住多少人，两个女人的聊天内容全都飘过来传到了王念的耳朵里。从对话里可以听出，一个是电影演员，另一个是制片人。
女演员带着明显的焦躁情绪，向制片人大吐苦水：“我也不知道这两年怎么了，总接不到好戏……刚出道那会儿，张嘉译和左小青演我爸妈，你说，这样的起点还不错吧？”
制片人啧啧叹着气，说：“那你早期的资源已经很不错了。”接着又帮女演员分析起了最近的形势。
王念从没接触过这个行业，不禁竖起耳朵听起来。他从谈话中得知，女演员靠着接戏，年纪轻轻就在燕郊买了一套房子。但她显然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好几次强调说：“我自己就是河北人，北京离我家这么近。我上学时就想，以后到北京定居肯定没问题。可是你看现在，我这房子还是河北的，拼来拼去，也没能出了我们省。我这也太失败了！”
王念缓缓抬起头，从侧面偷偷打量那个稚气未脱的女演员一眼。他说不上来为什么，那一刻竟然和这位女演员有了情感上的共鸣。在这之前，他对居住在河北燕郊这件事并没有太多的感想，可是女演员的话让他一瞬间回到了大学刚毕业、选择就业城市的那个时间段：老家的省会城市郑州这几年发展潜力很大，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北京。
到底首都对于他有多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他愿意每天早上在地铁上吃早餐、把整个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他知道，即使有一天真的攒够了在北京付房子首付的钱，生活也不会轻松。而人在燕郊时，他总觉得“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很多事情可以将就，他对这里谈不上喜欢，也没有特别深沉的感情。
为了省钱，晚上从北京回燕郊时，王念会乘坐长途公交车。连接北京和燕郊的高速路是一段令人沉默的黑暗，公交车驶在上面，筋疲力尽的乘客们没人讲话，路两边也看不到灯光闪烁。王念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和小伙伴在户外玩耍到天黑下来时，他心里就会涌起大片大片的恐惧，那时候，他只想赶紧回到家里去，好像那里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而现在，无论对燕郊，还是对北京，甚至是对那个有父母在的“故乡”，他都再也找不到那种慰藉的感觉。公交车像一匹跑了三天三夜的马，闭着眼在向前赶路。他觉得自己已经和公交车融为了一体，穿梭在沉默的黑暗里，没有具体的形状，有的只是速度，速度。
编辑| 许智博
马 福 全
翻译写作，热爱生活与人。
文章由 网易新闻丨人间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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