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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人大代表李光宇提出“建议高考取消英语科目，把中小学生的英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他认为，大多数不以英语为职业技能的人，英语只是高考的“敲门砖”，离开校园后迅速遗忘，曾经为学英语而付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成为一种资源浪费。此言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观点英语，另一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参加两会的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公开表示，取消英语考试的建议有点仓促，甚至比较鲁莽。那么，英语到底该不该“滚出”高考？上海语言学通讯特别邀请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外语战略与研究中心的梁砾文博士和王雪梅教授对此问题发表看法，敬请关注！
英语、语文学科教学“互掐”简史
事实上，李光宇委员并不是提出“大刀向英语头上砍去”的第一人，更有意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英语热”是虚火，已经危及母语地位，因此要为英语降火，为语文，尤其是“国学”添柴。十年以来，将英语与语文当作水火不容的两门课程，将一方过热，与另一方危机，视为因果关系，两门学科“互掐”，在官方、媒体、公众的话语里，层出不穷。
2005年的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当时的教育部长袁贵仁就提出，过分重视外语学习和使用而忽略或削弱本国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的现象，需要进行纠正。
2012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校园网推出调查，其中“现在大学生中文水平普遍下降和英语学习相比，中文应该更受重视”的观点得到88%的公众支持。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提及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更是举起了向英语砍去的大刀。多个省市表示将率先以英语为突破口，降低英语学科分数在高考中的权重。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微博中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增加国学教育，取缔社会少儿英语班”。北京市教委委员李奕说，今后语文学科将突出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基础性重要地位，注重语文试题同其他课程、同生活实践的联系，注重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考查。于是“得语文者得天下”的思潮，悄然的改变基础阶段的语言教育生态。
汉字听写大会
CCTV英语风采大赛
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汉字拼写大会”、“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的风头盖过了“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民间培训机构中，“国学热”也慢慢升温。然而效果如何呢？同济大学的柯小刚教授指出“由于文化断层已久，传统私塾教育失传，导致民间流行的各种读经教育，缺乏引导和规范，带有强烈的民间宗教色彩”，甚至认为“老实大量纯读经，恰恰是现代性异化的产物”。“中国诗词大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馥芳看来，“终究不过是一场由背书秀演化而来的文化烟火秀而已”，“其之于我们的精神产出力或创造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更有专家认为，英语教育为“母语危机”背了不该背的“黑锅”。去年仙逝的复旦英文老教授《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先生认为：“中国之大，我不相信有人会自恋到认为可以不学外语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一阵见血的指出“一切外语都不应是中文的敌人，过于功利的教育才是。”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教授甚至提出：教育领域是语言竞争的主要领域，是语言矛盾的集中地带，研究语言学习问题，做好教育领域的语言规划，重要而迫切。
学界观点
英语与语文间的较量，学界怎么看？笔者在知网上，以“母语危机”、“语文危机”以及“英语危机”为关键词，检索本世纪以来的相关文献。学术界探讨的问题大体分为四类：第一，语文、英语两门学科教育共有的问题:如价值定位不明、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失衡、思维建构、创新能力的培养不足；第二，语文学科教学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缺失、泛政治化；第三，英语学科教学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如费时低效、“中国文化失语症”；第四，语文教学与英语教学的矛盾问题，如英语教学压缩了语文教学的空间，造成“母语危机”。以上研究，虽仅仅针对语文或者外语学科教学的技术层面，但问题已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语种教学，涉及到各语种间的协调、以及语言与教育、语言教育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置于中国社会当代变迁的大的历史语境下，语文、英语两门语言课程互掐背后，实际的真问题是我国语言教育不能满足未来对人的语言需求，遭遇整体危机，噬需将英语、语文教学作为有机的整体，探讨“大语言”与“大教育”的结合。
构建适应未来社会的“超语言能力”
在全球多元文化与全球化背景下，新世纪拥有双语甚至多语资源的中国人对语言交流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单个语种的传统教学突破自我，以语言资源管理的整体思维，从受教育者的语言权利和语言发展出发，以“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为基石，增进“国际理解”，开阔“世界胸怀”为目标，建构并培养其合理使用适应未来社会的语言资源为目标的“超语言能力”。“所谓超语言能力，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本质上是多语使用者运用其语言经验库中的全部资源表达意义的动态语言实践能力”。
语文与英语同属基础阶段的主干课程，相通的共性和互补的个性是相互协调于以“超语言能力”为目标的教学基础，其性质包括超语言文化底蕴、超语言思维品质、及超语言交际能力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两种语言所蕴含的两种文化、两种思维及两种交流模式，相互补足，相映成趣，共同建构具有中华灵魂，世界胸怀，面向21世纪的下一代：
1.超语言文化底蕴
语言的发展与人类文明同步，语言依附于文明。在我国，语文和英语承载着彼此迥然不同，却又相得益彰的文化禀性。就文化属性而言，语文素养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人屹立于世界的“根基”；英语素养表达的是全球视野和国际胸怀，决定了中国人奋斗与开拓的“边界”；就文化内涵而言，“天人合一”与“二元矛盾”；“见贤思齐”与“追求真理”，“证悟心性”与“逻辑推演”之间，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阴阳互补，相得益彰。用中华文化解读世界文明，为本土文化的国际拓展寻找话语；以国际视野反观中华文化，为传统价值去伪存真，语文课程与英语课程共同推进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自觉与自立。
2.超语言思维品质
把语言视为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学习的过程就是思维建构的过程。“思维能力是人类认识现实规律的能力观点英语，具有全人类性的特点，能力的高低决定人在执行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等一系列任务时完成质量的好坏。思维方式是实现和运用思维能力的一种偏好，即人采用何种方式以完成这些任务。思维能力有高低之分，思维方式却没有优劣之异，它与特定的民族和特定的语言联系在一起，体现该民族语言社团特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思维的共同性体现在语言课程群对于思维共性的建构，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比较、分析、综合等思维过程。语言所代表的思维差异，体现在不同语言对世界编码的差异，两者在对比、互动、转换中整合。就两者关系而言，中国的语言学习者思维的基础是母语，主导的思维语言由母语建构，英语脱离了本来的语境，在中国大规模的教学，因“本地化”，产生新的变体，丰富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的概念。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坚持母语强势思维促进英语思维的发展，统筹规划语言课程群整体、以及语文、英语各自的思维建构，考察英语学习的起始年龄，教学设计、教学进度及相互衔接等具体问题。
3.超语言交际能力
同属于语言学科的语文与英语，不同于高等教育阶段的文学专业和英语专业，不能依存于一个独立的“语言文学学科”，要依托学习者最终的使用来厘定交际功能目标。这需要考察汉语、英语两种语言在社会交往中各自使用的语域，以及两者在全球化的交互作用。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将语域定义为，语言变体可以按照使用的情况划分为语域。一种语域往往对应某种或多种语言变体。语言教学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到实践生活中考察中文和英文各自的应用领域和相应的变体，考察相同语域两种语言变体的异同及语码转换及语码混合等现象。语言教学来源于生活，培养学生在合适的场合，合理的运用自己的双语资源进行语言交际的能力。
展望：大语言与大教育的有机融合
2016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关乎学生终生发展，具有基础性和成长性的九大共同核心素养，成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推进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核心素养引领下的课程改革，是教育体系突破自身边界，沟通个体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大教育观”的体现，而语言表达是个体发展的基础能力。新世纪的中国人，至少拥有母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资源，思维的边界和交流的广度得以极大拓展，这要求语文教育和英语教育，突破自身的学科边界，探索“大语言”与“大教育”的有机融合，将学生看作穿梭于双语之间，具有家国情怀的世界人，从语言资源观的角度，统和语言资源的培育、管理及使用的功能；从两种语言关系的角度，发挥协调母语与外语教学的作用，以此为指导，在具体教学层面，协调各语种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业评价等，甚至建立语言学科课程群，共同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帮助学生在民族认同与全球身份间，传统价值的坚守与多元价值的认同间，获得协调。
中国快速融入国际化的金成中，由语言教育产生的社会问题以及由社会发展带来的语言教育问题，日益突出。而在当今媒体、公众、民办教育家们多元的声音中，拨开纷繁复杂、矛盾交织的各种现象，让真问题凸显，语文与英语专业教研工作者，应该发出怎样的声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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